乾隆万寿庆典期间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的朝鲜人形象制造

（上）

［韩］吴映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内容提要：乾隆时期的万寿庆典不只是一个奢侈隆重的庆祝性活动，更是帝王树立威严、向外界显示国力强盛和盛世太平的舞台。其间，外国使臣的使行朝拜、参加宴典使其更具有制造国际性帝国形象的意义。与此相关的《万国来朝图》、《八旬万寿盛典图说》则可视为大清帝国对自我的一种认识和塑造；同时，对外国使臣的描绘也形成了一套清帝国对异邦夷族进行认识和塑造的视觉形象系统。故此，本文尝试探讨于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形成的两类朝鲜人形象系统，并揭示其在清朝官方、朝鲜使臣和中国文人间体现出的政治与文化的复杂关联。

关键词：乾隆；万寿庆典；《万国来朝图》；燕行；朝鲜人；衣冠

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使行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以朝贡制度为基础。从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开始，出使明朝朝贡便成为朝鲜时代一项重要且固定的外交活动。此后又在清朝得到延续和发展。一方面，清朝开始重视与东部近邻朝鲜的关系，并在使行活动中培养并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相对于明朝，清朝政府减少了外国使臣在华活动的限制，朝鲜使臣们能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建立与中国政治和文化群体之间的关联。

尽管明清两朝在对朝鲜王朝国王进行册封、赏赐，或是对其贡物回赐时也会派出使臣，但在这种朝贡体制下，朝鲜王朝派出的使行活动构成了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主体。

朝鲜王朝派赴明朝与清朝的使行，分为“定期使行”与“临时使行”。按照出使目的和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贺、谢、请、献、奏、慰、告与其他等八大类。其中，每年基本固定的使行为“节使”。在明代至清代顺治年之前，每年基本都有四次定期使行，分别是进贺冬至节的冬至使、祝贺元旦新年的正朝使、庆贺皇帝和皇后寿辰生日的圣节使，以及进献每年例贡的岁币使。至1645年，朝鲜派往清朝的使团从每年四次，减少为每年仅冬至使一次，并一直持续到1894年，其间从未中断。除固定的定期使行外，还有被称作是“别使”的临时使行，比如在接受赏赐、册封、颁诏后派出的谢恩使，为庆贺帝王登基、册立皇太子或讨伐叛乱胜利而派出的进贺使，庆贺皇太子生日的千秋使以及奏请使、进慰使、进香使、辨诬使、问安使、告讣使等。这些都是为完成一项或几项特定使命而临时派出的使团。

本文试图在乾隆万寿庆典的时代背景下，将万寿庆典题材作品中的朝鲜使臣形象，与同时期和中国文人官员交往所留存的朝鲜使臣画像进行比较分析和讨论，以揭示出两类画像之间的关联，以及图像中的人物衣冠形象制造在两国交往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和认识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 朝鲜人的标准像：

《万国来朝图》中的朝鲜使臣形象

图01/清姚文瀚、张廷彦等《万国来朝图》 故宫博物院藏

图02/清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瀚、张廷彦《万国来朝图》 故宫博物院藏

图03/清姚文瀚、贾全、谢遂、袁英、陆灿《万国来朝图》 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至少藏有五件以“万国来朝”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分别是姚文瀚、张廷彦等起稿于1761年的秋景《万国来朝图》（图01），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瀚、张廷彦起稿于1766年的冬景《万国来朝图》（图02），姚文瀚、贾全、谢遂、袁英、陆灿起稿于1779年的冬景《万国来朝图》（图03），金廷标等起稿于1761年的《胪欢荟景图册》中《万国来朝》一页（图04），以及佚名冬景《万国来朝图》（图05）。现就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及诸本《万国来朝图》基本信息列表于下（表01）。

图04/清佚名《胪欢荟景图册》之《万国来朝》 故宫博物院藏

图05/清佚名《万国来朝图》 故宫博物院藏

表01/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及现存作品中各版本《万国来朝图》基本信息

其中，起稿于1761年的姚文瀚、张廷彦《万国来朝图》与金廷标《胪欢荟景图册之万国来朝》中的前景枝叶已由青转黄，画面呈现为秋景，以此分别照应乾隆五旬和崇庆皇太后七旬的万寿节。另外两件分别起稿于1766年和1779年的《万国来朝图》则被设置为冬季雪景，加上燃放鞭炮等细节，应是表现元旦时节太和门外使臣贺春的活动。

无论是以万寿节还是元旦贺春为背景，上述几件作品依然可以看到诸多典型配置。比如，具有透视效果的真实的紫禁城建筑群，以及按照大典秩序列队的当朝官员，特别是拥挤在殿门外、各持特色方物等待乾隆帝接见的四十多个国家的使臣，更是成为《万国来朝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以此来点应“万国”这一主题。在这些拥挤的各国使臣中，朝鲜使臣尤其值得注意。他们身穿朝鲜王朝当朝的本国官服，头戴乌帽，均被描绘在人群中相对显著的位置。

如果按图索骥，这些年份确有相应的朝鲜使臣来到京城参加盛典。比如，1759年10月出发，由海春君李栐任正使、赵明鼎任副使、权噵任书状官的使团；1760年11月出发，由赵启禧任正使、赵荣进任副使、李徽中任书状官、李商凤随行的使团；1761年10月出发，由海兴君李橿任正使、南泰会任副使、李宜老任书状官的使团；1765年11月出发，由顺义君李烜任正使、金善行任副使、洪檍任书状官、洪大容随行的使团；1771年5月出发，由金尚喆任正使、尹东暹任副使、沈颐之任书状官的使团；1777年10月出发，由河恩君李垙任正使、李押任副使、李在学任书状官的使团；1779年10月出发，由黄仁点任正使、洪检任副使、洪明浩任书状官的使团等。

当然，尚无任何证据可以确认，图像中的人物和事件与历史上真实的使行活动有直接可靠的关联。首先，图像中无法辨识出任何一位朝鲜使臣的模样和形象；其次，也不能完全确认，这些图像所表现的事件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关联。尽管图像的绘制年份可与具体事件相勾连，但是，诸本《万国来朝图》图式的模式、人物形象设置的典型化，以及图像叙事模式的固定化，说明这些与“朝拜”相关的图像并非旨在如实地记录某一次重大的宫中活动，而更多是为了彰显大清作为帝国的荣耀，以及在大清皇帝观念中的世界秩序，或者叫做“天下”的秩序。

图06/清傅恒等纂、门庆安等绘《皇清职贡图》九卷，附诸臣恭和诗二卷 乾隆十六年编成 嘉庆十年增修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在这个层面上，赖毓芝的研究或可提供更大的启发：“检视画中标有国名与地方名称之旗帜，可以发现每幅皆包含来自四十个地方与国家的使节团。然翻遍记载，不但未见这么多外国使节同时来朝的纪录，而且其中有些使臣所持之贡物，事实上是撷取自传统《职贡图》的图像语汇，例如至少晚明以来就非常流行的《贡獒图》图式，因此这些画作所呈现的都是虚拟的现实（图06）。”另外，在姚文瀚、张廷彦所绘《万国来朝图》上的御题，与各卷本、册页本、写本或刊本《职贡图》上的御制诗相同，更可看出《万国来朝图》与《职贡图》之间在形象塑造上的关联（图07-09）。

图07/清姚文瀚、张廷彦等《万国来朝图》中的朝鲜人形象

图08/清传谢遂《职贡图》中的朝鲜人形象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09/清傅恒等纂，门庆安等绘《皇清职贡图》 九卷中的朝鲜人形象

根据《清史稿》记载：“初，琉球、安南、暹罗诸使来，议政大臣咸会集，赐坐及茶。乾隆初元，谕停止。时属国陪臣增扩，敕所司给皇清职贡图，以诏方来。”乾隆时期因来朝属国陪臣扩增，取消了康熙时期以来赐坐与赐茶的仪式，而是改赐《皇清职贡图》。现分别存于韩国奎章阁、高丽大学校图书馆、东亚大学图书馆的《皇清职贡图》或许可以佐证这一情况的存在。这些《皇清职贡图》皆为总九卷的刊行本。其中，收藏于奎章阁的两套，其一为九卷十六册（奎中2950），另一为九卷九册（奎中2961），卷首都有傅恒所撰进表和乾隆帝题《御制题皇清职贡图诗》以及诸臣的恭和诗。

另外，1799年跟随韩致应一同燕行的韩致奫(1765－1814)，在其所编《海东绎史》有关中国书籍的引用目录中也出现了《皇清职贡图》九卷的条目，并引用了《皇清职贡图》中朝鲜人服饰图解文字部分的内容。同样，1875年作为奏请正使燕行的李裕元在与清人的交往中获得赠书，其中便包括乾隆期间刊行的《皇清职贡图》八册，但李裕元在其文集《嘉梧藁略》中抄录文字内容时，并未提及朝鲜国人。

《万国来朝图》与《职贡图》制造了属于朝鲜人的标准形象，这种形象从大清帝国中央政权的角度来看是帝国疆域所属范围中一个代表。这并不只是具有简单记录地理民俗的作用，而是通过其传播实现了一种关于朝鲜与大清之间关系的理解，或者说是由视觉形象而建立起来的对帝国秩序的认识。

事实上，各本《万国来朝图》中的朝鲜使臣并没有任何的个性表现，只是作为大清帝国势力范围内属国成员的标准符号存在于图像之中，这与康乾时期两国间频繁且活跃的使行交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也体现在另一种朝鲜人形象的图像生产上，即由两国文人官员的私人交往所带动的关于朝鲜人的形象制造。

2. 以文会友，以像留念：

中国文人官员笔下的朝鲜人形象

表02/历次寿典期间朝鲜燕行使臣与清文人有过较密切交往的基本情况

图10/朝鲜时代朴趾源《燕岩集》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在万寿庆典的大背景下，朝鲜使臣或“子弟军官”们不但留有大量与万寿庆典活动相关的燕行见闻文献，此外，也记录了在这样的国事背景下与中国文人名士交往的事件（表02）。比如，《燕岩集》是燕岩朴趾源1780年出使赴京参加乾隆皇帝七十大寿时，与中国文人进行交流，并记录有关燕京见闻文集（图10）。《滦阳录》是朝鲜时代著名实学家柳得恭（1749－1807）所作的热河燕行诗集（图11），他曾分别于1778年（31岁）、1790年和1801年前往中国，《滦阳录》是其第二次为参加乾隆皇帝八旬万寿节，赴热河、北京后所撰写的。柳得恭另外还有一部《燕台再游录》，记录的则是1801年第三次燕行的经历。此外，《燕行纪》是同样参加乾隆皇帝八旬万寿节时，作为谢恩副使的徐浩修（1736－1799）所写的燕行记录，现藏于奎章阁的《热河记游》便是此书的初稿本（图12）。徐浩修曾于1776年首次参加燕行，而且是与柳得恭的叔父柳琴一起同行的。1780、1790年朝鲜的进贺使均因为清朝皇帝离开北京，驻留在承德热河避暑山庄，而将使行路线改为热河一线。

图11/朝鲜时代柳得恭《滦阳录》 韩国檀国大学校渊民文库藏

图12/朝鲜时代徐浩修《燕行纪》四卷二册 首尔大学校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明朝对朝鲜等各国使臣在北京停留的时间有着严格的限制，最多不可超过四十天。而且在朝鲜使臣居住的会同馆出入口和附近都有明朝辨事官监督，除使行公事外，使臣们基本上不能离开会同馆。即便是在礼部允许下，浏览北京城内的史迹时，也需要有明朝的通事同行监督。

但是，清朝则没有这样的规定，对外国使臣的停留时间也没有严格的要求。由于陆路使行的便利，朝鲜使臣有了更多的停留时间。对一般的使行团来说，往返行程与在京停留的时间大约会持续五个月左右，有的使行团则长达八个月，甚至会停留一年。清朝这种比较自由的规定，也使朝鲜使臣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北京城史迹名胜进行参观和了解，与文人名流们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沟通的机会。

在18世纪的燕行队伍中，融入了越来越多具有文人学者身份的成员，如洪大容、朴齐家（1750－1805）、朴趾源、柳得恭、金正喜（1786－1856）等人便开始修正朝鲜社会文化中原有的“尊华攘夷”或“慕华贱夷”的观念，以一种“华夷一也”的思想来重新认识朝鲜与清朝之间的关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使行过程中与中国文人名士有过深入且密切的交流，并将其在燕京的所见所感以“使行录”的形式记录下来。不过他们多数并非使行团中的正式成员，而是使行团的随团人员，也就是所谓的“子弟军官”。按照规定，正使可以随行四人，副使可以随行三人。“子弟军官”多是当值武官，或是使臣们的后辈或亲戚。上述几人便都是以这种身份前往北京的。

由于朝鲜使臣在北京的居留地离琉璃厂很近，因此，他们也与当时在琉璃厂编撰《四库全书》的学者们有较多的交流。像与朴齐家交流较多的纪昀（1724－1805）、翁方纲、李鼎元、戴心亨等人都是参加过《四库全书》编撰的名士，金正喜亦与其中多人有过密切交流。甚至记载有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等人诗文的《韩客巾衍集》在燕京学术界也得到过推广和介绍，因此这些朝鲜学者在清朝学术界并不陌生。

2.1. 洪大容的交游

洪大容曾两次出使燕京，其中1765年11月是作为冬至使书状官洪檍（1722－1809）的弟子军官，与正使顺义君李烜（1708－？）、副使金善行（1716－1768）等一同参加了使行。在这次使行中，洪大容通过李基成的介绍，结识了家在北京琉璃厂干净衕天升店的中国文人画家严诚，并展开与其及友人圈间的交游。尽管两人在2月3日才第一次见面，但在2月29日归国前，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1742－？）、陆飞等人之间的交流达七次之多。尽管双方在交流过程中会有语言上的障碍，但通过笔下的文字，特别是绘画的交流，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并结为挚友。

根据洪大容文集《湛轩书外集》中《杭传尺牍》的记载，1766年2月23日陆飞曾在自己的居所绘制了《荷风竹露草堂图》送给洪大容，并请他题写诗文。此后陆飞又于28日将自己绘制并题诗的五把金陵扇嘱人送至洪大容等人的居所。其中赠予洪大容的一件，在扇子正面绘有两棵竹子并题记，背面则是送别饯行的诗文。2月26日是双方的最后一次见面。由于29日启程归国，双方无法再次见面，因此只能通过使者将告别的信件送至严诚处。严诚收到来信后，则通过使者将回信和两件画帖送予洪大容，其一为潘庭筠的书画以及陆飞的书法两幅，另一为严诚的作品。

洪大容与严诚等中国文人之间的交往并不仅限于此，事实上，两人在洪大容返回朝鲜后，依然通过译官与潘庭筠、陆飞、朱文藻等人保持着书信往来，交流诗文学问。1770年严诚去世，洪大容向自己多年的中国好友孙有义请求严诚的文集和肖像，但并未成行，直到1779年6月才通过赴华燕行的朝鲜使臣李德懋（1741－1793）得以实现。洪大容在收到由严诚好友朱文藻（1735－1806）在严诚去世后所编撰的，由孙有义誊写的五卷本《严铁桥全集》，以及由萝龛奚冈（1746－1803）所绘的严诚肖像后，在自己的另一部文集《乙丙燕行录》中对此事进行了记录和评述（图13）。据其记载，在这五卷本的《严铁桥全集》第四册《日下题襟集》内，收录有严诚所绘在1766年出使中国并与其有着密切交往的六位朝鲜使臣的肖像（图14）。

图13/清奚冈《铁桥外史小像》 1770年 韩国果韩国果川文化院藏

图14/清朱文藻《铁桥全集》 朝鲜史编修会手抄本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藏

目前所知，传世《严铁桥全集》中的《日下题襟集》有多个版本，分别藏于北京大学校图书馆、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中，北京大学校图书馆所藏《日下题襟集》为1850年罗以智（？－1860）的手抄本，其中包括有李烜、金善行、洪檍（1722－1809）、李基成、金在行、洪大容六位朝鲜使臣的全身肖像（图15）。但是，藏于国史编纂委员会的1770年版本中李基成、金在行两人并没有被表现为全身肖像，而只是半身肖像（图16）。另外，在李基成肖像旁有朱文藻的题跋：“朝鲜公小像，皆铁桥自京归里日所画丁亥岁暮手摹一过，今又从丁亥本重摹，神气失矣，庚寅子月，朱文藻并记。”由此题跋可知，这一版本中的朝鲜使臣肖像是自1767年年底的一个版本摹来，而1767年的那一版也是此前原本的模本。朱文藻认为这反复的摹本已然失去严诚原本的神气。另外，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目录也著录有抄本一册。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严铁桥全集》中亦收有《日下题襟集》，这一版本为日本学者藤冢邻手抄本，内容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略有差异，而且其中不包含人物小像。

图15/罗以智手抄本《日下题襟集》插图 1850年 北京大学校图书馆藏：正使李烜 副使金善行 军官洪大容 军官金在行 裨将李基成 书状官洪檍

图16/清朱文藻《李基成肖像》，载于《铁桥全集》中《日下题襟集》 1770年 韩国国史编篆委员会藏，朝鲜史编修会笔写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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